“情种”苏曼殊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的活跃人物。他是作家、翻译家、诗人、革命家、和尚、艺术家……他身世不幸,谋生能力极弱,却跻身于时代的弄潮儿之列,跟革命者们交往,自己也算是追求变革的仁人志士。他敢于玩命,孙中山称其“率真”;但跟那些玩命而修成正果的人物相比,在苏曼殊身上,难以看到人生的健全成绩,他是长不大的孩子,对人对事不免任性。他在世上只活了34年,他的天才跟他的短命形成了最经典的反差。
苏曼殊  1884年,苏曼殊在日本横滨出生,父亲苏杰生是广东茶商,有一妻三妾,苏曼殊的母亲、日本人河合仙是其中一房。1889年,苏曼殊被父亲带回国,他是“东洋女人”所生,自小又体弱多病,在家里饱受歧视,甚至自己的父亲对他也很少关注。10来岁时,苏曼殊寄居到姑母家。
  14岁时,苏曼殊跟随表兄到日本读书。在横滨大同学校,他结识了张文渭等革命志士,随后几年加入了留日学生们成立的革命组织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
  由于表兄反对苏曼殊参加革命,断绝了对他的经济支持,苏曼殊不得不中途辍学,回到国内。他先到苏州吴中公学教书,两三个月后到上海任《国民日日报》翻译,与陈独秀、章士钊等同事。苏曼殊懂得学习,他向陈独秀学写古诗,闭门读写几个月即过关;他用文言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同时开始在报上发表散文。不久,《国民日日报》被封,苏曼殊赴香港,结识了革命家陈少白、王秋湄。但是很快,他突然回广东,在一座寺庙里削发为僧。
  1904年,穷困潦倒的苏曼殊在庙里过不下去,不得不再到香港。他的父亲病重,家人希望他能回去,但苏曼殊拒绝了。父亲去世后,他跟家里彻底断绝往来,在朋友的资助下,到东南亚漫游并学习梵文。
  1905年,苏曼殊受聘于南京陆军小学。第二年,他回到长沙,住进庙里,同时在明德学堂讲课,学生中有后来出名的陈果夫。苏曼殊这个21岁的年轻人,行踪不定,浅尝辄止。仅3个月,他又赶往安徽,到南京、上海,随后与陈独秀一起东渡日本,然后又很快回国。1907年元旦后,他到日本跟章太炎同住,折腾几个月后回上海,11月又回日本。鲁迅曾感慨道:“我的朋友中有一个古怪的人,一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了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过活。”
  苏曼殊似乎没有定性,任意西东,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他的生活就是写作、画画、访友……他翻译了《梵文典》、《拜伦诗选》等作品,还用英语写成《潮音自序》。其中《拜伦诗选》的翻译堪称一绝。
  1916年,苏曼殊由日本归国,往来于上海与杭州之间。1917年,移居上海新民里11号,同住者有蒋介石、陈果夫等人。这时,他病情已重。1918年5月2日(旧历三月二十二),苏曼殊病逝。
  从他在世到今天,人们从未忘记他。推崇他的人如章太炎先生称之为“亘古未见的稀世之才”!他的朋友陈独秀知人论世:“曼殊眼见自己向往的民国政局如此污浊,又未找到其他出路,厌世之念顿起,以求速死……在许多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心有戚戚的郁达夫说过:“苏曼殊的名字,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早已是不朽的了……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想搞暗杀的和尚
  苏曼殊言行怪诞。有论者说:“他时而楚楚长衫,设坛讲学,以人师的身份化育学子;他时而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以诗人才子的仪态现身诗坛歌榭;他时而激昂慷慨,奋勇振臂,以天下为己任,欲誓死一搏;他时而袈裟披身,青灯黄卷,万念俱灭,潜心向佛。”
  他的怪诞其实是种孩子气。他贪吃,对美食不加节制,据说曾把自己的金牙敲下来换糖吃,有“糖僧”之称。他的饮食习惯极为任性。有一次,着名诗人、革命者,也是苏曼殊好友的陈去病买回一包栗子,和苏曼殊一起吃。吃完后,陈去病休息了,苏曼殊又买了一包回来。陈去病劝他少吃,他根本不当一回事,结果,肚子胀得不行,一直呻吟到第二天天亮。还有一次,诗人柳亚子送他20个芋头饼,他一顿吃下去,肚子痛得不能起身。有人和他打赌,一次吃下60个肉包子,他欣然应诺,一口气吃了50个,友人劝他不能再吃了,他非坚持吃完不可,还跟劝他的朋友吵了起来。
  对苏曼殊,人们一般会评之为性情中人。但性情中人也知物理、人情,懂得家国的责任并知道如何落实。苏曼殊虽然多少也通晓这些道理,却无力自控。他是一个大“情种”,换句话说,他是一个任情使性的大孩子。
  这个“情种”种情于朋友之间,使朋友们觉得他有时可爱,有时不可理喻。1905年春,苏曼殊的朋友赵伯先向他求画。苏曼殊当时急着东渡日本,未能兑现承诺。1911年,广州爆发了黄花岗起义,牺牲者甚多。赵伯先是革命党人,为起义失败而忧愤成疾,不久便呕血而死。苏曼殊得知噩耗,含悲作了一幅《荒城饮马图》,焚于故友墓前,以示悼念。
  有一年冬天,陈去病到上海,只带了一床薄被,苏曼殊当时没有被子,就把陈去病的薄被强要了去。类似的例子极多,如他偷朋友章士钊的钱,据说是因为没有路费,然后留信告别,只身去了香港。在日本,苏曼殊曾与刘师培、何震夫妇同住。一天晚上,他一丝不挂地闯入夫妇二人的屋子,手指油灯足足骂了两分钟,然后扭头就走,弄得夫妇俩半天都不敢睡。
  这个“情种”种情于革命,就是冲动、大言、自我纠结。他曾醉心于无政府主义,赞同暗杀。1903年,他一度打算刺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因恨后者保皇,何况作为同乡的康有为假冒另一同乡孙中山之名向华侨募捐,这在苏曼殊看来,就是该死。后经友人相劝,他才恨恨作罢。
  到袁世凯称帝时,苏曼殊发表《讨袁宣言》,以一个和尚的名义教训袁:“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
  这个“情种”种情于世间,则是不事恒产,不留恋一时一地,这种奔波也是痛苦的宣泄。他和陈独秀合译《悲惨世界》,未译完即要出走,并送陈独秀诗:“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畅已似冰。”
  苏曼殊用他的生命实践,把“情之于人”发挥到了极致。
  为女人备受煎熬
  苏曼殊爱女人,未婚妻雪梅、表姐静子、师妹雪鸿、日本艺伎百助枫子等人,都是他“意淫”的对象。这些人,在苏曼殊的描述里,无一不温良贤淑、知书达理,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如论者所说:“曼殊小说中的女性无不是理想化的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妙龄少女,现实中,这样的女性本就不多,而条件俱佳的女性又难免目无下尘,习惯于男人围着自己。曼殊在大男子主义传统下长大,自然幻想条件出色的女性为自己痴狂。”
  有人说,苏曼殊画画时,总是身着禅绸,有妙龄女子侍立在旁,研墨铺纸;若画三月桃花,则蘸取女子唇上的胭脂,其画绮艳逼人。
  他喜欢歌伎舞女。与他有交往的歌伎,有名有姓有住址的就有28人之多。在他的一份残账中发现,酷爱读书的苏曼殊花在买书上的钱只有500多元,而同一时期用在青楼舞馆的钱多达1800元。有一次,他在马路上看见一位美貌歌伎在前面搭电车,就赶快跑过去,可是电车开了。没能赶上电车是小事,而他竟跌落了两颗门牙。事后大家以此开他的玩笑,他也不以为意。
  这个情种的爱恋,在很大程度上是柏拉图式的,不敢轻易越性爱的雷池,也因此,他跟女性的关系纠缠一时,最终都让人失望。1908年,苏曼殊东渡日本探母,遇调筝艺伎百助枫子,两人引为知音,互相爱慕,同居一夜,却什么也没有做,苏曼殊备受煎熬,最后只哀叹:“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类似的例子极多,以至于女信徒真以为苏曼殊大师坐怀不乱。实际上,他的痛苦难以言喻:“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一自美人和泪去,河山终古是天涯。”“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
  这个情种一生为情所困。对世间美好女子,他一旦遇到即神为之夺,身陷情网;情到深处,“情欲奔流,利如掣电”;但当女子以身相许,他又忍痛拔掉情欲的“肉中刺”,“吾证法身久,辱命奈何?”“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忏尽情禅空色相,是色是空本无殊。”
  这个情种就是这样矛盾着。他是彻底的自私,却又不曾活一己之私。他的爱既具体又抽象,既高贵又卑贱。
  这是一个只知宣泄、生发而不知收敛、凝固的玩命者。历史上有很多玩命的人,有很多性情中人,绝大多数会走向成熟。而苏曼殊却在情字上纠结一生,遗笔“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可以说,生未落实,死时也空。
  至今,人们对他的定位仍是莫衷一是。批评他的人认为他是病态的,说他是“厌世者、自虐狂”, 是“天真者、怪诞者”。他的学生陈果夫也说:“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怪和尚,也是个酒肉和尚。”南怀瑾先生则直称他为“畸人”。而欣赏他的人,则说他是“诗僧、画僧,更是情僧”,是“诗人、文学家、画家”,是“一个革命者、一个佛教徒、一个恋母的儿子、一个情人、一个漂泊者……”
  苏曼殊诗三首
  《本事诗》
  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
  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吴门 十一》
  白水青山未尽思,人间天上两霏微。
  轻风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
  《憩平原别邸赠玄玄》
  狂歌走马遍天涯,斗酒黄鸡处士家。
  逢君别有伤心在,且看寒梅未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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