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主要写的什么?杜甫诗论分析

        杜甫是唐朝唯一能和李白齐名诗人之一,他的才干与作品都是历史诗坛中数一数二的。唐代文人元稹曾用“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独专矣”来称赞杜甫之诗。
        杜甫论诗的数量丰富且涉及面广,其所评论的诗人也数不胜数。杜甫的论诗根据论述对象可分为三类,分别是论述前代作家、论述当代作家以及自论。那么,杜甫的论诗诗究竟有何独到之处呢?
一、论述前代诗人
        唐朝盛行游学之风,绝大多数诗人在年轻时都曾走遍天南地北游历过。杜甫也不例外,他在年轻时曾出游至齐赵。《壮游》中写道:“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诗人在全国各地漫游,必定会去凭吊每个地区著名的先人。而在凭吊每个历史人物时,如果歌咏的是诗人,就免不了谈及其诗作。杜甫最广为人知的论诗诗当属《戏为六绝句》,这组诗还奠定了绝句论诗的基础。此外,杜甫的咏怀诗作不计其数,关于屈原、宋玉、贾谊等历史人物的都不下十首。
        例如,杜甫在《雨》中写道:“直觉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
        战国时期,楚人宋玉曾作《九辩》,看似在悲秋,实则是为了发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伤感。因而后世常在描述凄凉悲秋景象时寄托自己的悲怀。杜甫在诗中以“宋玉悲”自喻,说暮雨更加衬托出自己漂泊在他乡的凄凉之意。再如,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写到:“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意为:你应当将自己的冤屈与屈原分说,再作一首诗投入汨罗江中去。
公元757年,李白被流放至夜郎,并于两年后获赦,并秋游潇湘。不过,杜甫还不知李白遇赦,认为他仍在流放。在怀念友人之余,杜甫作下此诗表达对李白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从杜甫论述先人的诗句不难看出,杜甫继承了屈原、宋玉的“风骚”遗风,同时也说明杜甫将屈原等人是作为“诗家标准”来看待的。
        此外,杜甫还有一丝“借他人之酒,浇胸中之愁”的意味,他借屈原、贾仪等人的悲惨遭遇来写自己本人的怀才不遇。杜甫对曹植的评论也有若干条。例如,杜甫在《别李义》中写道:“子建文笔壮,河间经术存”。其中,子建指的是三国时期曹植的字,而在此诗中则是借“子建文笔”来称赞李义的文采。
        再如,杜甫在《解闷》中写道:“ 曹刘不待薛郎中。”此处也是以曹植来衬托出薛郎中的诗才。从杜甫对曹植的评论可看出,杜甫对曹植的文章与诗才格外欣赏。而文人之间惺惺相惜,自然有彼此性情的互通之处。其实,杜甫同曹植一般,对自己的作品以及才华颇为自负。
        杜甫评价东汉文学家王粲的诗句也有八条之多。例如,《西阁二首》“哀世非王粲,终然学越吟”,以及《一室》“应同王粲宅,留井岘山前”。由这些诗句可看出,杜甫对王粲的评价较为一致,并未发生大变动。王粲乃建安七子之首,他与曹丕、曹植等文人才子都交好。王粲一生所作的诗、赋、论等共有六十首左右。王粲才华斐然、风骨铮铮,却是个其貌不扬的人,且大而化之,不拘小节,年轻时并不被重用,导致其一直怀才不遇。他在《登楼赋》中极言当阳城楼四周凄清、萧瑟的景象,还刻意渲染凄凉、悲怆的气氛,实际上是为了表现自己内心的忧愁与悲凉。王粲在赋中塑造了一个因长久客居他乡、无法施展才华而产生思乡怀归之情的离人形象,吐露了诗人自身的怀才不遇之优,同时也表达了希望天下太平的心愿以及渴望自己能够建功立业的情怀。
        王粲后期在曹操集团一直属于边缘性的人物。对于生逢乱世的曹操来说,他真正需要的是善于出谋献策的谋士,而非像王粲这样才华横溢的文人。不过,王粲颇受曹植与曹丕的欣赏,三人之间还常有诗赋往来。公元216年,王粲跟随曹操南征,谁料途中竟因病逝世,终年41岁,才刚过不惑之年。王粲的人生境遇以及文章创作都引起了杜甫强烈的共鸣。杜甫在离开长安,南下长江时,心中的家国之思与王粲并无二异。综上,杜甫并非单方面对前人的诗歌进行继承,还认同了前人的创作心理以及人格精神,在精神气质方面进行了延续。在提到宋玉时,杜甫总会用到一个“悲”字,这是杜甫与宋玉相隔几百年历史长河中的精神共鸣。
        杜甫与宋玉的人生遭遇相似,皆是仕途不顺。杜甫到了垂暮之年,在西南地区漂泊无依,油然而出感怀悲秋的思绪。这些共通的情感将他与宋玉紧密结合在一起。例如,杜甫在《咏怀古迹》中写道:“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这是杜甫在公元766年所作的诗,此时杜甫正参观过宋玉古宅,有感而作。不过,杜甫写此诗并不仅是想念与赞美宋玉的文采风流,更是站在知音的角度抒写怀才不遇之悲。
二、.论述同时代诗人
        相比于前人的作品,杜甫论论诗中最多谈到的多是当代作家的作品。而杜甫论其作品之诗,最常见的有赠答、酬唱、饯别等类型。其中,赠答与酬唱都是历史诗坛中最常见的诗歌活动,早在六朝时期便已开始繁荣。杜甫对于同代诗人的论述,有理有据,情感真切,饱含热情。杜甫对于好友李白的评论颇多,大都是赞美之意,杜诗中提及李白的便有15首之多。例如,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李白一斗诗百篇”。杜甫身为李白挚友,十分了解李白性格豪爽,狂放不羁,才思敏捷,还爱饮酒。
        仅一句诗便将李白一边用斗卮饮酒,一边作诗不断的形象展现地淋漓尽致。而杜甫如此写,并不是为了突出李白饮了多少酒,而是为了反映李白渊博的学识以及豪迈的气概。再如,杜甫在 《寄李太白二十韵》大肆赞美李白的文笔与诗篇非凡,连风雨与鬼神都为之感叹、哭泣。
        杜甫与李白是彼此的知音,这是李白被驱逐流放后,杜甫因思念李白所作。杜甫从李白的得意说到失意,说自己与李白惺惺相惜,说李白既没有在得意时隐藏自己的雄心壮志,又能在失意的境遇中自保。当杜甫与李白相遇相识的那一刻,他们注定会成为最懂对方的知音。李白懂杜甫的洒脱不羁,杜甫欣赏李白的坦荡胸怀。最后,杜甫为李白献上了自己最真挚的祝福,即“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杜甫希望真心地希望李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多作惊为天人的诗篇,切不可埋怨圣上寡恩,而应当多上书朝廷,寻找事情的真相。不论是对李白的性情还是作品,杜甫都格外推崇,可见其对李白诗才之心折。不过,这并非杜甫可以吹捧或夸耀,而是他发自内心的感叹,且李白的才华确实符合客观事实。
        总之,杜甫对李白的嗜好、诗才以及品性的高度评价,足以体现他对李白的深深敬意与浓厚的情感。此外,杜甫对于高适的评论也颇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1处之多。例如,《杜诗镜铨》中记载:“张云‘写高戎装束,似赞似嘲’。”通篇下来,几乎全是赞美高适之语。尤其是首句的“叹息高生老,新诗日又多”,更是赞美高适晚年时期仍然才力纵横,反倒比年轻时更添新诗。
《唐书·杜甫传》记载:“甫从高适、李白过汴州”。
        杜甫曾与高适、李白两位挚友共游,还曾写下“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的诗句。对于孟浩然,历代文人、诗人对其的评价各不相同。刘克庄曾说:“老杜少所推服,独称其聚聚堪传”。刘克庄十分欣赏孟浩然的诗,且认为杜甫独具慧眼,能够识得孟诗的好处,堪称知己。
        杜甫曾在《解闷十二首》中称孟诗“清诗句句尽堪传”,将孟浩然诗歌的风格概括为“清诗”二字。孟浩然性格大方直爽、豪放洒脱,他写诗多是抒发内心最真实的情感,多为自我表现,且不喜精雕细琢,富有自然脱俗的趣味,因而杜甫赞美其诗“句句堪传”。此外,杜甫还写道:“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以此来称赞孟浩然的作品清秀自然,超然脱俗,诗虽然不多,但每一首都是经典。
三、论己诗
        在杜甫的一生中,诗绝对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杜甫在《壮游》中写道:“七龄思即壮”。在杜甫五十多年颠沛、坎坷的生涯中,经历了从得意到凄凉的巨大转变。杜甫原出生官宦世家,早年间家境优渥,杜甫爱四处游山玩水,享受快意人生。也正因为他年轻时的放浪形骸,才直接导致了他中年时的磋砣以及晚年时的凄凉。
        等到杜甫已无玩乐之心,打算潜心科举时,只奈何事与愿违,多次名落孙山。恰逢父亲杜闲去世,杜甫家道中落。为了维持生计,杜甫只能屈才当幕僚。公元755年,43岁的杜甫在好友的举荐下得到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职。然而好景不长,安史之乱导致长安陷入一阵恐慌之中。杜甫原想追随唐肃宗,谁承想不幸被叛军所捉。
        好在杜甫官职卑微,无人重视,便趁机逃了出来。在逃亡过程中,杜甫写下那首满怀凄苦哀思的《春望》。安史之乱后,杜甫尝尽了在生死边缘徘徊的感受以及人情冷暖,愈发重视国家与人民。自此诗歌主题多与国家以及民生相关。后来,杜甫当上了“左拾遗”,此为杜甫官职之上限。然而,杜甫最终却因为替房琯说话而遭受贬谪。晚年时期,杜甫的境遇愈加凄苦悲凉,他在浣花溪盖了一间“杜甫草堂”,并在此期间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公元770年,潭州发生战乱,百姓流离失所,杜甫在途径耒阳时,因洪水暴涨而停滞五天,且滴水未进。幸得县令送来酒肉,暂缓饥饿。然而,杜甫在前往岳阳的途中被病魔缠身,最终客死在他乡,一代诗圣就此殒命。对于杜甫来说,诗歌是其人生中最重要的精神寄托。杜甫对诗歌倾注了大量真情实感,不少诗歌描述的还是对诗歌的感受。
        在杜甫写给自己的论诗诗中,有描述自己对诗歌创作的心得,也有抒发自己对诗歌独特的感情。杜甫的论己诗提到了读诗、写诗、吟诗与论诗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杜甫曾在《宗武生日》中写道:“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
        由此可知,杜甫认为诗歌是其家学的传统,而“熟精文选理”更是作好诗歌的关键之处。此外,杜甫更是道出了千古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直接点明了读书的重要性,也提到了“读”与“写”的关系,只有读万卷书,才能笔下千言。对于写诗,杜甫更是勤奋。历经千年的风雨冲刷后,杜甫诗竟能流传至今一千四百余首。
        若不是杜甫打从心底里爱写诗,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可观的诗歌数量。此外,杜甫特别喜欢在作品中应用“新诗”一词。诸如,杜甫在《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中写道:“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可见杜甫格外重视诗歌创作的创新性,直到垂暮晚年仍然在诗歌创作上力求突破创新,不断追求新作问世。杜甫对他人的新诗也不吝啬赞美之情。例如,他曾在《九日寄岑参》中写道:“岑参多新诗”。
        纵观杜甫一生,少年生活优越,中年壮志难酬,晚年凄惨潦倒。但与之悲惨人生不同的时,杜甫的诗歌却经久不衰,在岁月的洗礼下依然熠熠生辉。他的论诗一直为人所关注,且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堪称论诗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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